“李侍郎選擇山東開始清查，本就是錯的！而且，大錯特錯！”

　　這是吏部尚書侯庸進殿之后說的第一句話，也是他對新政第一次公開的發表個人看法。

　　殿中寂靜無聲，一省學子罷考這樣古今罕見的大事，確實讓人很是憂心忡忡。稍微處理不好，就是貽笑千古。

　　朱允熥坐在寶座上揉著太陽穴，張口道，“錯了？錯在哪？”

　　侯庸抬頭，正視皇帝的目光，“因為山東與別處不同！”說著，他笑了一下，“準確的說，北地與南方士林決然不同。這種不同不是學子的出身，也不是文風，更不是文章水平的高低，而是....前途！”

　　朱允熥的手忽然一頓，“你繼續說下去！”

　　“李侍郎沒有在地方上歷練過，風土人情上應是不大懂，覺得做事只要認理認事，就可以肆無忌憚手到擒來，卻忽略了法外是情，情中有理！”

　　侯庸這個老實人，難得的張嘴嘲諷一句。

　　朱允熥面皮一紅，李志剛是他執意提拔的，侯庸這話更像是說給他這個皇帝聽的。

　　“自宋室南渡之后，北方文風漸頹...”

　　侯庸剛要開口，他前邊的朱高熾忍不住開口道，“侯尚書，還請簡短截說。一百多年前的事，就沒必要老調重彈了！”

　　“不說，就不會知道，李侍郎錯在哪？更不會知道，山東的學子為何那么好鼓動，一慫恿就鬧了起來！”侯庸皺眉開口，語氣冰冷。

　　他平日不愿意得罪這位南書房的王大臣，可眼下這關節卻是顧不得了。

　　山東鬧出這樣的事，他比誰都痛心疾首。他在曾擔任山東布政使數年，最拿得出手也是最自豪的就兩件事，一是安民，二就是推行官學。

　　再加上，他本就是山東人。

　　“聽他說！”朱允熥淡淡開口。

　　“百年以前，北地盡在胡人之手。金朝還好，從金章宗開始遵行儒法，而后漢化，也以華夏正統自居。而元滅金之后，可曾以儒治國？”侯庸繼續道，“元世祖以為，金之滅就在于漢化，所以對漢儒要用，但對漢學卻提防甚嚴！”

　　“所以，前元從立國開始，就不興科舉，即便是開科，也分成三六九等，做個面子功夫！”侯庸繼續道，“如此一來，北方的學風能好到哪里去？”

　　“再加上元滅金，整個北方生靈涂炭，而后數十年全力攻宋，哪里容得下讀圣賢書的讀書人！”

　　“而江南呢，南宋世家大族文風鼎盛，家學淵源，傳承不斷人才輩出。如此一來，南北雙方學子的差距就被拉開了！”

　　說到此處，侯庸頓了一頓，“我說這些諸位也都知道，諸位別急，且聽我慢慢道來！”

　　然后，他又看看眾人，“再說我大明滅元時，打得最慘烈的，只怕還是在北方吧？”

　　眾人沉默不語，元末亂世始于北方，波及元廷半邊江山。

　　而老爺子的淮西勛貴集團也是因為把目光轉向南方，成功的吞并了張士誠和陳友諒之后，才有資格跟元軍掰手腕。

　　當時整個北方都打爛了，尤其是河南山東，什么世家大族什么豪強全部化為白骨。而南方破壞相對嬌小，大明又占據著最富饒的產糧產布的精華之地，才能提兵北伐。

　　北伐的過程，說來是豐功偉績。

　　但打仗是要死人的，對北方又是一次重創。

　　直到今日，北方的元氣都沒緩過來，這一點從上一次的南北榜案中就可略知一二。

　　沒錢談什么教育！

　　沒教育談什么人才！

　　沒人才談什么建設！

　　原本的教育體系和社會構成被打碎，不是那么好建立的。

　　“凡事都有因！”侯庸長嘆一聲，“有因就有果！以山東學子為例，躋身朝堂為官，光耀門楣振興家族，就是他們讀書的因。而朝廷給他們的特權，就是他們想要的果！”

　　“他們讀書，就是為了做官，就是為了特權！”侯庸說著，朝朱允熥行禮，“臣又何嘗不是如此呢？”說著，他抬頭道，“之所以如此，是因為沒有退路！”

　　朱允熥心中一凌，他猛然覺得，自己好像忽略了什么最重要的東西。

　　“不當官就是窮書生，被人嘲笑被人欺壓！北地數百年淪為胡人之手，官民涇渭分明！”

　　侯庸又道，“可是江南的學子，卻不一樣吧？”

　　“江南學子考取功名，以進士為榮，做官之后更是以翰林為貴！”侯庸又說道，“鮮少見到有江南學子，中了舉人之后就開始跑官吧？也鮮少見到，江南學子為了八品小官欣喜若狂吧？”

　　殿中，全是侯庸的聲音。

　　所有人都在仔細的傾聽，滿臉都是沉思神色。

　　“因為他們有退路！即便是寒門學子，也有一家一姓全族支撐，考上舉人，若不中進士的話或是在家繼續苦讀，或是去私學教書，或是當個幕僚，哪樣不是輕松愜意....哪樣不是錢多事少？”說著，侯庸笑了笑，“有了舉人就有了官身，可以庇護家族，可以反哺，走到哪里也都受人尊敬！有了舉人的身份，更不用愁生計。”

　　“更別說那些世家大族！”侯庸又嘆口氣，“諸位，在朝為官的江南進士不少吧？可曾見過哪個，愿意遠離京城去做地方官的，嗯？除非是封疆大吏，對吧？”

　　“但是反過來，北方就不行！考不上舉人，一輩子抬不起頭。沒有官身，家族就要......敗落！都說窮文富武，可讀書也花錢呀！那考取功名，到底圖什么？”

　　“就說臣，當年若不是考中了，否則家中僅有的幾畝薄田，也都要用來抵債！而考取之后，才是真的魚躍龍門！成為人上人！”

　　侯庸的話不能說全對，但必須承認，也有理！

　　上層經濟決定下層建筑，南北的經濟差異還有人文結構，導致著南北學子的心態截然不同。

　　尤其是人文，南方是宗族，而北方學子背后沒有宗族。

　　“臣不是說推行新政是錯！”侯庸又道，“新政的好處不勝枚舉！”

　　在座的都是人精，新政的目的無非就是為國庫開源，遏制日益擴大的士紳階層，加強中樞對地方的權利這三樣。

　　這三樣就是大明的帝國的筋骨肉，讓整個大明帝國形成一個拳頭，而不是朝堂上如何如何，地方上卻各自為政。

　　尤其是遏制土皇帝一般的士紳集團，民夫錢糧這樣的大事，不可能放在放在他們手中，使得官府收稅要人還要看他們臉色，和他們商量。

　　就更莫說再往上的官紳勾結，官商串聯，乃至在江南士紳在朝中豎立一個又一個的代言人。

　　“臣要說的是，李侍郎的方法錯了，手段錯了！”侯庸繼續說道，“太急了！太狠了！”

　　“哪個有功名的學子名下，不掛著別人的地？他一去就大刀闊斧以為是雷厲風行，卻不知是捅了馬蜂窩！他等于是和全山東的學子為敵！”

　　“如此，焉能不反！”

　　“況且！”侯庸的話擲地有聲，“李侍郎本就是南人為官，去山東查案，有心人就會利用他的身份大做文章，說他是為了當年的南北榜挾私報復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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